在抗日战争的血火交织中，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前线将士的浴血拼杀，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开路者”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存亡的生命线。黄庆慈，这位从浙江松阳走出的土木工程专家，正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星辰。他以精湛的技艺、无畏的担当，在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一条条抗战运输动脉，用生命诠释了“交通脊梁”的深刻含义。

1890年，黄庆慈出生于浙江松阳乌丼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祖上三代贡生，饱受松古文化熏陶，性情敦厚刻苦。当时正值清末动荡，西方科技浪潮冲击着传统中国。1911年，黄庆慈考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受系统工程教育的人才之一。1915年毕业后，返回家乡参与公路建设，先后负责丽（水）青（田）、丽（水）缙（云）、丽（水）云（和）三段公路工程，历任各工务段主任，后又担任浙江省公路工程局丽水各路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兼总工程师等职，扎实的学术背景与实践经验使其迅速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东部国土沦陷，西北、西南成为战略大后方，交通网络成为维系抗战命脉的关键。黄庆慈临危受命，升任交通运输部公路总局西北公路管理局总工程师，从技术精英到工程领军，负责构建与改造战略干线的重任。在西北期间，黄庆慈主持了汉（中）宁（羌）公路、汉（中）白（河）公路的建设及西（安）兰（州）公路改造工程。汉白公路是沟通川陕鄂的重要通道，西兰公路的改造则强化了西北与中原的联络。这些工程在日寇封锁下保障了军事物资运输与兵员调度，成为支撑持久抗战的陆上“输血线”。

川陕公路也就是今天的国道108线，扼秦蜀咽喉。老川陕路基本沿古蜀道修建，始于四川绵阳，经过陕西汉中、宝鸡，穿越秦巴山脉，连接成都和西安，是陕西甚至宁夏、甘肃入川的重要通道，也是西北和西南的货运大通道。1935年，为打通入川通道，国民政府严令川陕公路次年4月通车。川陕交界的七盘关，是古蜀道金牛道上的重要关隘，古时因过关道路需要盘旋七次才能到山顶而得名，号称“西秦第一关”。这里的险峻为历代行人所惊叹，是李白笔下“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绝险之地。黄庆慈受命主建汉中至七盘关段，施工难度可想而知。在七盘关施工现场，现代人仍能触摸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数百米的绝壁上，工人腰系麻绳悬空凿孔，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土匪劫粮、塌方埋人等险情也是频繁发生。黄庆慈出入崇山峻岭，穿越山涧峡谷，奔走协调，调军队护粮、请兵工增援，优化施工方案、统筹协调各方，工程艰难向前推进，最终于1936年6月全面竣工。人们在川陕交界的七盘关刻下“西秦第一关”摩崖石刻，这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对数以万计筑路者生命的庄严致敬，这条用血肉铺就的通道，在抗战爆发后成为川军北上的主干道。1937年秋，数十万抗战将士奉命沿川陕公路向西安集结，奔赴山西战场。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军为切断中国补给线，疯狂轰炸既有交通设施。在此危急时刻，汉白公路的修建被提上日程，这条连接陕西与湖北的通道，是第五战区部队西撤及物资转运的命脉。时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的雷宝华，力邀北洋大学同窗黄庆慈北上。两人在安康至白河段的建设中面临空前挑战：界岭山脉横亘其间，垂直落差太大，传统盘山方案根本无法满足军运效率。黄庆慈等创造性地设计出“十八盘”螺旋展线，通过连续回头曲线将坡度降至8%，更巧妙利用地形设置会车道，使载重卡车得以通行。1939年2月公路贯通时，同行惊叹这“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杰作，其设计手稿后被多所交通院校列为经典教案。他在白河桥头刻下“抗战必胜”四字，既是激励民工，亦是自我鞭策，可惜未能保存至今。这段经历，让黄庆慈担任西北公路管理局总工程师的职位实至名归。

抗战中后期，黄庆慈转战西南，主导（四）川（西）康公路建设。该公路穿越横断山脉，地势险峻，却是连接重庆国民政府与西藏、云南的咽喉要道。黄庆慈率团队攻克技术难题，打通西南天险，在崇山峻岭间辟出通途，为巩固大后方、维系国际援华物资内运提供了关键保障。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开辟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成为打破封锁的战略抉择。黄庆慈奉命踏勘路线，赴云南勘查地形，回陪都重庆时搭乘便车，为同时乘车的孕妇让座，自己坐到车的上部，当车行至曲靖市境内之弯道处发生侧翻，黄庆慈被一捆铁丝砸中头部，不幸罹难。他的牺牲永远定格于抗战最艰危时刻的云南红土高原，成为交通人以技术报国的壮烈缩影。

黄庆慈一生深耕公路建设，用双脚丈量河山，用智慧驯服天险，尤以抗战期间主持的西北、西南战略工程功勋卓著。他主持的公路网不仅强化了抗战经济与军事动员能力，更在民族存亡之际彰显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其殉职于中印公路勘测一线，恰是“筑路即抗战”精神的终极写照，成为民族存续的精神支柱，为后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