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为逃避调查，在收受贿赂时不收受现金，而是通过其他形式达到权钱交易目的。比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私营企业主谋取利益，私营企业主免费将房产租给该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使用，以实现利益输送，对此要精准识别行为性质。

有这样一起案例。甲，A县B乡副乡长；乙，甲之子；丙，某建筑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9月，丙所在公司参与B乡某工程施工，后在工程款结算方面请甲帮忙，甲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丙顺利拿到工程款420万元。丙找到甲欲对其表示感谢，甲表示以后再说。2019年5月，甲联系丙，告知乙准备开办公司，但未找到合适的办公场所，问丙是否有合适的办公场所可以出租给乙使用。丙表示会妥善办理此事。随后，丙联系乙，表示与甲是朋友，自己公司同期有很多厂房对外出租，乙也可以使用其厂房作为办公场所，并可以免除其房租。二人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乙无需支付租金，水电费自理，租期2年。乙将丙免费出租办公场所2年的事情告知甲，甲默许。合同到期后，乙与丙解除合同。直至2024年11月甲案发，乙在其公司盈利的情况下也未支付丙房租，丙也未向乙索要。经鉴定，两年期间，乙应支付丙房租70万元。

本案中，对于甲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乙、丙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是民事合同，根据平等自愿原则，由丙自己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厂房出租、出租给谁、是否收取租金，既然丙与乙的租赁合同约定乙无需支付租金，那么就应当尊重双方合意，在民事法律范围内规范双方民事法律关系，丙免除乙租金的行为自愿合法，甲不构成受贿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表面上看，乙、丙双方签署了租赁合同，但免除房租不是丙的真实意思表示，免费租赁合同只是丙向甲输送利益的工具，乙、丙租房之前素不相识，乙之所以能免费租赁丙的厂房，不是二人作为民事主体平等协商的结果，而是丙基于感谢甲此前的帮助、向甲输送利益的结果。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丙拿到工程款，后对丙免除乙两年房租知情后予以默许，收受了丙的财产性利益，构成受贿罪。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首先，丙免除乙租金的行为不是丙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等条件。同时，民法典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守平等、自愿、公平、诚实和公序良俗原则，合法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然而，本案中，乙、丙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并非遵循上述规定。一是丙与乙在协商租房之前素不相识，丙除知道乙是甲之子外，对乙的个人信用、公司经营状况、资产情况毫不知情，对于正常的经营主体而言，免费让陌生人长期使用厂房明显不符合逻辑。二是丙只免除乙一个人的房租，不符合市场规律及常理。丙将厂房出租给乙的同期，还有多处厂房对外出租且正常收取租金，但唯独对乙免租，这明显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而且从租赁合同内容看，丙提供厂房，乙免费使用，两人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实际上，丙之所以免费将厂房租给乙使用，是为了感谢甲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的帮助，通过与乙签订合同的方式向甲输送利益，免租是手段，输送利益才是其真实意思，甲、丙行为本质上是利益输送的行受贿违法犯罪行为。

其次，甲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一是甲具有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甲曾利用职务便利为丙谋取利益，也明知丙欲对其进行“感谢”，故甲才找到丙问其是否有办公场所可以出租给乙使用，虽然此时甲没有要求丙免除租金的明显故意，但在事后知道丙免除乙的租金时，默许了这种行为。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因此，甲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具有受贿的故意。二是甲实际也利用了职务便利为丙在工程款结算方面提供了帮助，更能够说明二人之间权钱交易的本质，甲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三是丙有通过免租方式向甲行贿的故意。甲利用职务便利为丙谋取利益后，丙有明确要感谢甲的意思表示，后通过故意与乙签订免租协议的方式达到了向甲贿送财物的目的。综上，甲、丙的行为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甲的行为应认定构成受贿罪。

最后，甲的受贿数额是乙应当支付给丙的房租数额。一是丙免除乙的房租属于财产性利益。根据《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本案中，甲接受丙为乙免除的房租，可以折算为确定的货币数额，因此属于受贿罪中财物的范畴。二是免除租金的多少均在甲受贿的概括故意之内，受贿数额应以鉴定数额为准。有一种观点认为，乙将丙免租的事情告知甲时，并没有告知免除租金的具体数额，因此无法认定甲的受贿数额。笔者认为，甲既然知道丙免除了乙两年的租金，那么免除房租的多少均在甲受贿的概括故意之内。丙向甲输送的利益是其该收而未收的房租，即乙应当支付给丙的70万元房租。因此，甲的受贿数额为7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