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国立英士大学的校史，松阳岁月是一卷被硝烟浸透却字迹愈显清晰的“课本”。这里没有静好的教室与安稳的书桌，日寇的轰炸声与求知的渴望交织成每日的序章。一批青年学子，如游修龄、张月季、龙莹生等，正是在这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完成了知识与人格的淬炼，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存亡、学术传承紧紧相连。

松阳——浙西南的山区县城，因相对安宁的环境与丰富的物产，成为农业研究与教学的据点。1938年11月，为应对抗战长期化、保全浙江文脉与人才，浙江省政府决议筹建“省立浙江大学”。次年5月，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学校定名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设立工、农、医三院，10月26日，全校各院系集中省立处州中学举行始业教育。农学院教学主要依靠设在松阳县城太保庙等处的省农业改进所的设备、场地及人员进行运转。原设农艺、畜牧兽医两系，畜牧兽医系因报考人数不多，又皆不及录取成绩，当年未开班。院所合署办公，农改所长莫定森兼任农学院院长，农改所研究人员即为农学院教师，试验田便是最真实的实验室。1940年9月，农学院迁至松阳县白龙圳省农业改进所新建所址，增设畜牧兽医系，次年秋增设农业经济系。1940年12月，奉省教育厅训令代办农业专修科，地址设在松阳县太保庙，次年秋代办农业特产专修科和高级农业职业班各一班。

课程表上，排列着农艺、畜牧兽医等救亡图存的实用学科；课堂之外，是师生共同开辟的试验田与示范茶场。他们的学习，直指浙西南山区最迫切的粮食与生产问题。没有精密仪器，一把尺、一杆秤、一颗专注的心，就是全部的工具。对游修龄等首届农学院农艺系新生而言，大学生涯从踏入祠堂改成的教室、走向泥泞的田间那刻便已开始，他绘制的《水蚤解剖实验单》，成为那个年代最有力的见证，这张在物资极度匮乏中完成的“作业”，每一处结构均以工整的中英文标注，绘图精准，笔迹一丝不苟，诉说着战火中学子们对学术规范的坚守。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丽水、松阳告急。英士大学师生被迫流亡，先迁云和，同年12月学校奉行政院决议改为国立。1943年3月，学校再度迁往更偏僻的泰顺司前；同年7月，游修龄完成学业。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烽火从未远离，清贫更是师生们的常态。然而青春的火焰并未熄灭，反而因共同的理想与患难愈加纯粹。游修龄与同班东阳姑娘张月季的故事，便是其中动人的一页。两人学业并驾齐驱（毕业时张月季名列第一，游修龄第三），也在动荡时局中彼此扶持。一次暑假，得知张月季患病，游修龄千方百计寄去稀缺的西药，附言“药是很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份含蓄而深切的关怀，让张月季久久珍藏。战火中的情谊，在毕业后因两人留校任教而开花结果，终成一生相伴的伉俪。

如同他们一样，龙莹生等学子在油灯下传阅的《植物生理》《遗传学原理》《植物形体学》课本，也是学校在烽火中迁徙、坚守的见证。从松阳到云和，再至泰顺司前，每一次转移都是生死考验，锻造了他们如钢铁般的意志。

松阳时期的“半耕半读”，播下的不仅是救亡图存的应急知识，更是关乎文明根脉的学术种子。游修龄在田间地头对作物的观察与思考，默默滋养着他日后的学术洞见。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七千多年的炭化稻谷。曾深耕田野的游修龄临危受命，以扎实的农学功底与历史眼光，率先将炭化稻谷与遗址出土的骨耜等农具联系起来，论证了中国是世界种植水稻的最早发源地，将我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推向全新的实证高度。此后，他在农学史尤其是稻作史领域耕耘不辍，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稻作史研究奠基人。从松阳试验田里的青年助教，到国际农史学界的权威，游修龄的一生，正是英士大学“困而学之”精神最丰硕的果实。其伴侣张月季同样在植物病理学领域贡献卓著，而更多如龙莹生般的英士学子，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

烽火岁月里，英士大学在松阳的办学历程，是一代人的“青春必修课”，写满了战火淬炼下的清贫、艰险与坚韧。游修龄、张月季、龙莹生等人的故事昭示我们：正是在庙宇祠堂里，在敌人的轰炸下，在试验田的泥泞中，一群青年将求知报国的理想，淬炼出不灭的学术薪火，书写下不朽的青春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