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自然博物院院史墙上，展示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静静诉说着一段不平凡的往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杭州沦陷，许多省级机构内迁地处浙西南的松阳县，其中就有西湖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院前身）。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7月博物馆被迫停办前夕，是在松阳县南洲村时的馆员合影，站位中间的是时任馆长董聿茂，右侧为技术员钱惠馨（右一）等，左侧为钟国仪（左四）和康美业（左二）等馆员。照片不仅定格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容，更见证了中国文博事业在战火中薪火相传的壮举。

1929年6月，首届西湖博览会在杭州举办，11月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由此开启了中国人自主创办自然博物馆的序幕，初期仅有少量矿物标本和鲸鱼头骨等简单藏品。1930年，留日归国的动物学家董聿茂担任自然科学部主任，带领团队跋山涉水，足迹遍及浙江天目山、闽粤沿海甚至西北地区，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1933年他出任馆长后，更通过国际交换获得了鸭嘴兽、袋鼠等珍稀标本，使西湖博物馆迅速跻身自然博物馆之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铁蹄南下，杭州危在旦夕。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董聿茂深知馆藏的珍贵文物、标本若落入敌手，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文化损失。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拒绝提供搬迁经费，他毅然自掏积蓄，组织钱惠馨、钟国仪、康美业等馆员，将珍贵标本、图书和仪器分批抢运至浙西南山区。从杭州到永康，再辗转丽水、松阳等地，这支文化护卫队跋涉千里，途中屡遭敌机轰炸。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损毁大半，而历史文物和动物标本因董聿茂的周密安排得以幸免于难。

1941年7月，国民党教育厅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要求将全部馆产移交松阳县民众教育馆。董聿茂深知松阳也面临日军兵锋，一旦沦陷，这些科学财富必将毁于战乱。于是，他冒着违抗政令的风险，仅【】上交无关紧要的杂物，而自费将核心藏品秘密转移至龙泉县城，租用民房保存。照片中的钟国仪曾回忆：“董馆长常说‘文物是民族的根，丢了它们，我们就是罪人’。”这种坚守不仅体现了职业操守，更彰显了文化救亡的使命担当。

照片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书写者。著名考古学家施昕更，发现并科学论证了良渚文化，奠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基础。钟国仪曾随施昕更参与良渚遗址发掘，1938年他护送施昕更撰写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手稿至上海印刷，途中多次躲避日军盘查。钟国仪夫人钱惠馨是队伍中唯一的女性，为防止日军按采集信息掠夺资源，她连夜隐去所有标本的原始记录，用代码重新登记。康美业擅长古器物修复，在龙泉期间，他带领团队用土法制作防潮剂，使青铜器在潮湿环境中免遭锈蚀。而馆长董聿茂则是这支队伍的灵魂，他拒绝日方“合作”利诱，放弃个人学术研究，将全部精力投入文物保全。在龙泉，他白天于浙大龙泉分校授课，晚上为青年馆员讲授英语和生物学，培养出许多战后文博骨干。

1943年，在董聿茂的奔走呼吁下，浙江省政府终于同意在龙泉恢复西湖博物馆。他将珍藏多年的标本、文物无偿捐出，却拒绝再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当年的不作为。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战后，西湖博物馆成为浙江自然博物院的前身，其珍藏的良渚黑陶、深海甲壳动物标本等，为后续研究奠定重要基础。《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馆藏自然类标本达11289件。董聿茂主持编撰的《浙江动物志》《东海深海甲壳动物》等，填补了中国相关领域的空白；他先后任教于浙大、浙师大等学府，培养的学子，日后多成为生物学与博物馆学的中坚力量。而照片中那些年轻的面孔，也随着博物馆的复兴，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文化重建的洪流。

文明的火种不仅需要盛世的薪火相传，更离不开危难时刻的舍命守护。如今，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的“24小时博物馆”里，孩子们仍能透过玻璃柜，看到当年董聿茂团队抢救的鸭嘴兽标本；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施昕更雕塑旁，镌刻着《良渚》报告序言中“志于瑞安”的笔迹。这些跨越时空的勾连，诉说着文明的血脉正是由无数“董聿茂们”“施昕更们”，以生命与信念接力传递的动人故事。比如现任浙江自然博物院人力资源部主任马磊所言：“人的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活着。”